医院文化
心之守护者——写在第七个中国医师节前夕
引言
我2013年从手术室转岗到心外科,岗位从配合手术的护士变成了负责体外循环的灌注师,工作范围一直是在手术室。手术室紧闭的大门后面,每天都有怎样的人,发生怎样的事,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可是我想讲的故事,却发生在另一扇紧闭的大门后面,那个昼夜灯火不熄的地方——心外ICU。
这道紧闭的门后面,各种监护、治疗仪器24小时运转,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机器运转声、不时响起的报警声,此起彼伏。从清晨到黄昏,再从日暮到黎明,无眠无休……
这是在心外ICU工作了二十年的“掌门人”——主任医师安向光。安老师今年9月就要退休了。在临近安老师退休和医师节到来之际,写下这篇文章作为献礼。
我的工作场域一直是在手术室,所面对的患者几乎仅是一具全麻后的肉身。监护室里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患者和家属。在我看来,这里不仅见证生死,也考验人性。上周找时间和安老师聊了很多,让我有了很多收获和感触。
感谢我们科室的大才子悦哥(辛悦)对本文的结构呈现提了一些切实的建议;感谢郭哥(郭玉林)对本文涉及的专业细节上的指点,并贡献了一个标题;感谢主任苏丕雄、刘岩和张希涛、顾松、赵海鹏几位组长和其他同事们对“体外”的信任和关照;感谢我的两位体外小伙伴田海娇和赵嘉晨团结友爱、工作积极主动。
对谈、记录、思考、呈现的过程像照镜子,能照出自己的心识。也希望大家从中有所照见,共勉。在这里以最诚挚的敬意向所有同行朋友们致敬。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这里是CSICU
心外重症监护病房(CSICU),以下简称心外ICU。刚做完心脏手术,从手术室被推出来,全麻还没有清醒的患者,都要带着气管插管被送进这里。经过持续的严密监护和专业化的综合治疗,康复到能脱离呼吸机的支持,各器官功能好转,各指标和生命体征平稳,才能转出这里,转入到普通病房进一步恢复。
心外ICU的工作是繁重、琐碎的。和手术一样,也是细节决定成败的过程。
苏丕雄手术中 图
手术的成功是关键。刚做完心脏手术的患者,只是趟过了鬼门关的第一关。回到监护室,在严密监护下,医护人员会利用各种药物、仪器、各种生命支持系统,把患者的心率、血压、血氧、酸碱平衡、电解质等调节到理想数值。这是给心脏术后患者的恢复创造条件。
患者能否从全麻到苏醒状态、能否拔掉呼吸机、心功能能否改善、能否扛过心脏手术对肝肾功能的打击、能否熬过出血关、又能否熬过各种感染的风险?都是环环相扣的生死时速!每一关都可能是漫长的等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数月甚至更长。有时候因为很多复杂因素又让治疗回到原点,周而复始……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医疗上有各种规章制度,而重症监护室是规章制度和要求最多的科室。怎么“过床”搬动患者?怎么调节血管活性药物?怎么补液?怎么调节呼吸机、心脏临时起搏器、IABP(又叫主动脉球囊反搏装置,辅助左心室射血,用于心功能差的患者)、CRRT(连续肾脏替代治疗)?怎么控制血糖?怎么镇静?患者理想的镇静深度是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检查?事无巨细,都有严格的规定。
同时监护室的护理等级也最高。监测记录、翻身、吸痰、叩背的次数都高于普通病区;还要经常皮肤护理,防止长期卧床产生压疮;密切关注清醒患者的心理状态,防止发生ICU综合症(长时间在ICU的精神症状)……
心外ICU护士姐妹们 图
心外ICU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经历长期、严苛地训练,才可以独立当班。每班人员必须时刻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白班和夜班需要细心详细地交班。没有连续、动态、系统地观察,会导致病情判断有方向性偏差。因此,医护人员团队的密切协作非常重要。
可以说,这里最能体现现代医学发展以及现代医院运作模式。
心脏大血管手术后,患者的状况往往是瞬息万变的。有时一个生命体征的微小波动,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造成致命的影响。
当面临患者的病情变化,ICU医生要快速通过表象、实验室、影像学等检查,识别筛查病因,果断采取有针对性而且全面的治疗措施。在不断观察、修正的过程中,找到最优的治疗方案。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心外监护室,乃至心脏大血管外科整个团队的工作,需要的不是爆发力,而是走钢丝般的如履薄冰。
CSICU“掌门人”——安向光:一位“实干家”
心脏术后危重症治疗,和心脏大血管手术一样,过程就像在走钢丝。稍有偏移,就会粉身碎骨。如何保持平衡,是很见功力的,是一个团队综合诊疗能力的体现。
心外ICU的“掌门人”安向光主任是一位气质儒雅温和的人,他说话从来都是不急不缓,藏在眼镜后的眼神严谨而笃定,在我眼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安主任原本是一名心内科医生,2004年一月调入到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专门负责心外手术后的重症监护工作,做了一名专职监护医师。在心外ICU二十多年的修行,让安主任变成了一个洞若观火的人。
他不会用华而不实的词汇描述自己有多么崇高的学医理想。他认为,只要做一件事儿,就要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做。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ICU是患者最接近死亡的地方,也是最有希望的地方。安主任了解自己的使命——尊重生命,尽一切努力救治患者,是“重症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手术后,绝大多数的患者可以在几天内顺利康复。但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的状况往往瞬息万变,不时会打“遭遇战”,有时是需要连续奋战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持久战。安主任说,职业上最大的成就感,是打完了一场遭遇战或持久战后,患者转危为安,活下来了。这种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其他职业给不了的。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安向光主任对这句话的感触尤为深刻。别人把生命交托给你,这是最大的信任。他坦言,做重症医生不太容易,要能沉得下心来,耐得住性子,有全局看问题的能力。责任心、以及扎实的专业素质,是必备的品质。
他说,这个职业需要的,不单纯是临床技能的展现,更需要逻辑和信息整合能力,以及人文素养的加成。作为医生,面对的不仅是疾病,更是疾病背后的人。
换位思考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根本。一段和谐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求医生不光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
多年的重症监护室工作,让他看到了社会各阶层人群真实的生活状态,了解到他们对医疗资源的认知情况,也看到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生死之际,没有遮遮掩掩,人的本性充分展现。这种“看到”,不是其他职业所能体验到的。
让安主任印象很深的一位家属,是一位外地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女儿,她母亲做了肺动脉内膜剥脱术,手术需要在深低温停循环下进行,对机体各个脏器功能打击很大,术后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延迟清醒、脱机困难、急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等……在长达几个月的治疗中,患者女儿一直充分地信任医院和医生,积极配合治疗,从没放弃过希望。在她母亲治疗期间,家庭也发生了变故,生活的种种困苦可以想象……最终经过医务人员和家属的共同努力,她母亲终于康复出院了。这样温暖的亲情,每当想起,都觉得感动。
每一个治疗案例的背后,都是一部家庭伦理剧……遇到病情危重的患者,漫长的治疗过程中都会和家属充分沟通后续治疗,特别需要家属的支持。有些家属会很纠结,尤其是在一些存活率低、费用高的现状前,他们害怕“人财两空”。有时明明很有希望,但家属因为经济等原因不支持继续治疗了,会觉得有遗憾和无力感。
他们怎么选择都没有错,不存在对与错。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处境和难处,每个人的命运都有不可言说的因果。作为医生,内心不会轻易下道德判断。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用这句话形容医生和患者及家属之间的关系再好不过。
“去治愈”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积累,然而“治愈”只是“有时”的,不是一直的。
遇到患者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有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无奈是,危重患者对治疗效果不好,每况愈下的病情用尽一切治疗手段也难以逆转。能否逆转,需要多长时间,都是未知的,是因人而异的。同样的方案,应用到不同个体差异的患者身上,结局也可能是不同的。
在患者病情急危重的情况下,很多家属会精神压力巨大,甚至连理智冷静的思考都做不到了,他们会挣扎在“孝”和“现实”的困境中,希望大夫帮他们做出一个选择:放弃还是继续治疗。
所谓“常常帮助”,是ICU医生常常需要客观、理性地帮助患方做决策。
做这样的选择题有时真的很难。一旦选择放弃,可能会内心不安,可如果坚持全力救治,一些家庭又难以承受后续的医药费。刚开始3天5天还能承担得起,治疗到10天半个月的时候,好也没有完全好,差也差不到那里去,钱也花的差不多了,真是骑虎难下。
在ICU,传递坏消息比传递好消息难多了,你要让家属接受信息配合治疗,但是又不能绝望。他要理性地配合,如果崩溃,也配合不了。
与患者和家属建立和谐关系,是医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的关键。
安主任说,作为ICU医生,需要和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告诉他们我们做了什么,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客观地评价整个诊疗过程效果,以及可能面临的临床结局。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在一起的,是在共同面对的。
这就是共同决策。共同决策不是把问题全部甩给困局中的家属做选择题,而是医生有专业的建议,患者家属充分考虑自己的条件、对风险的接受程度等等,最终让家属自身考量和选择。共同决策的最终决策权在患方。
但是现代医学和医生自身都有局限性,任何选择都有两面性。
安主任讲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岳母曾不明原因持续低烧,肺部多发结节,纵膈淋巴结肿大,抗结核治疗无效。有胸外科医生认为是肿瘤引起,建议手术。最终经多学科会诊,诊断为肺结节病,诊断明确了,经过治疗老人顺利康复了。
安主任说,我们作为业内人士,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医疗资源,面对亲人就医,还是不免陷入犹豫两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医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永远都存在盲区。这就是现代医学和医生的局限性,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因此,医生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人文学科。作为医生,不仅要具备精湛的医疗技术、职业的冷静,更要具备深厚的人文关怀。
重症界“网红”薄世宁曾说过,“生命当中刻骨铭心的两件事,一是痛苦,一是希望,其实二者是一回事。我们在有希望的时候愿意承受痛苦,当没有希望的时候,也无需再承受痛苦。有人可能会说,等我病重的时候可千万别给我插管,别给我按压,我要有尊严地走,那是因为你还没到那一步。多数人在疾病真到来的时候,会渴望得到治疗。不可治愈时的不放手,是医学给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安慰。”
医生不仅仅是在治愈疾病,更是在疗愈心灵。医者用自己的技术和努力去缓解他人的病痛,同时也肩负着他人的健康和幸福,给予他们希望和温暖,这是一份伟大的使命,也是学医的初心所在。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如今科技发展迅速,重症医学领域拥有着诸多高精尖技术及设备:呼吸机可以替代肺,血液净化设备可以替代肾脏及肝脏功能,体外膜氧合技术(ECMO)更是几乎可以完全替代心肺功能, 将濒死的患者“起死回生”,将医生推到近乎“神”的位置……目前除了脑功能尚无法替代,其他脏器功能衰竭,都可以在严密监测和维持下获得生命的延长。无疑人工生命支持系统颠覆了死亡的定义,开辟了“不死不活”的生命境地。
一方面,这些高精尖技术和设备能使可逆性的生命危象转危为安,另一方面也使不可逆的死亡进程人为地延长,不仅延续了临终者的痛苦,也剥夺了他们的尊严。
很多时候,各种仪器设备维持下的,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仅仅是拉长了衰竭和死亡之间的间隙。在这种情况下,“不放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道德悖论。
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人体早已自动进化出了“求生欲”。比如,出血时,为了维持血压,人的血管会收缩,心率会增加;孕妇为了预防分娩中有可能出现的出血,血液会呈现轻微的高凝状态;酸中毒、心律失常,这些看似不良的体征,其实也是身体上的求生,是身体在为生命争取时间……
安主任说,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碰到同一个难题:在治愈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要不要用侵入性的措施去延长患者无质量的生命。他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家属会听从医生的判断。作为医生,对急性起病、出现脏器功能衰竭的,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患者生命。
安主任坦言,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医疗救助,患者良好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两点缺一不可。所谓体外生命支持的医疗干预,就是在争取时间,帮助生命实现自我修复,最终绝地反击。有时用尽一切治疗手段后,只有等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判断病情是否可逆的能力,可以通过不断的临床实践、不断学习之后知识的积累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但正如之前所说,现代医学和医生本身,都是有局限性的,永远存在盲区,永远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
一个成熟的医生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扎实的基本功,需要大量的临床病例积累,同时需要对生命、对自然科学永远充满敬畏。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使命就是守护健康和生命。责任和信仰在其中,成就和满足感也在其中。所有伟大都出自于平凡,所有贵重都抵不上生命的尊严。生命有极限,如果生死大限来临,豁达的选择必然是接纳和承担。
写作的过程,让自己安静下来,学会做一个孤独的思想者,不带任何幻想和猜想,去冷面地、但又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
佛说,世事本无常,人生如梦幻泡影。作为医者,以日常对抗无常,每一次都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即便有时不尽人意,你的努力、善良和慈悲,终将积累福报。
祝全院医生医师节快乐。
心外ICU 戴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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