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各地的“医疗集团”，既收获着“靠山”的赞誉，也承载着“黑洞”的质疑，此种模式究竟会给新医改带来何种影响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社区70岁的居民肖利患有心脏病，经常要往北京朝阳医院（下称朝阳医院）的心脏中心跑，“此前每次去都要排队挂号，楼上楼下跑，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挂到号”。

　　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的成立，解决了肖利的这些困难。

　　据肖利介绍，由于医疗联盟内的医疗机构设有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所以肖利可以通过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接预约到朝阳医院的号，如果需要住院，社区医生还会帮其联系好床位。

　　本刊记者近期在北京、吉林、江苏、河南等地采访发现，这种以大型公立医院为龙头的松散式“医疗集团”（亦称“医疗共同体”）在风靡各地的同时，也招致不同议论。

　　支持者认为，与原有对口帮扶模式相比，该模式下的医疗机构，彼此合作更为密切高效，实现了大医院与小医院的全方位对接，既为患者带去了双向转诊的便利，也为基层医生培训、学习提供了更多机会。

　　也有观点担忧该种模式在统筹城乡医疗资源名目下，可能造成大医院“虹吸”病人的事实，让大医院更强基层医院更弱。

　　究竟这种“医疗集团”模式会给新医改带来何种影响？

　　“靠山”

　　令肖利受益的医疗联盟，由朝阳医院牵头，还包括北京市朝阳区辖区内的另外1家三级医院、2家二级医院和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据悉，医疗联盟内一些医院不能进行的检查、化验，如核磁共振、CT等，由朝阳医院接收其采集的标本，直接送化验室检查。患者在朝阳医院做完手术，即可转到医疗联盟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朝阳医院派专家定期查房。

　　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那开宪每周在朝阳区八里庄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两次、查房两次。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病人手术后不愿意往下转主要是因为对基层医生水平不信任，我们定期下来查房，可打消患者顾虑。”

　　本刊记者在吉林、江苏、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类似的“医疗集团”。比如，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集团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为龙头，联合省内20家医疗机构，包括吉林省内县级医院还有部分地市级医院；河南省郑大一附院与全省100多所医疗机构建立远程协作关系，接受协作医院医师进修，与协作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

　　一些“医疗集团”也还实现了跨省联合。2011年成立的“苏北人民医院医疗联合体”就是由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和扬州市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苏北人民医院对口支援的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新源县人民医院、陕西省铜川县人民医院等150多家医疗机构共同组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其2007年建设的“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目前成员机构达262家，其中北京99家，外埠163家。服务范围覆盖北京、新疆、云南、青海、山西等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本刊记者说，“为避免产权矛盾，在设计共同体功能时，不改变医院的隶属关系、产权关系，主要通过网络运行方式实现信息共享。”

　　据了解，医疗联盟并非简单地“结对子”，而是以一个或几个大医院为“点”，带动医疗联盟内基层医疗机构这个“面”，实现大医院与小医院的全面对接。

　　从某种意义上，在医疗联盟组建后，大医院成了基层医院的“靠山”。

　　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说，基层医院原先对看上去病情复杂的病人，可能不敢收，但在有大医院作“靠山”后，基层医院就可以放心接收病人。

　　湖南省长沙市卫生局局长郭塨介绍，近年来，长沙市采取在龙头医院带领下的集团化运作，积极对口支援基层医疗机构。比如浏阳市，其目前乡镇卫生院院长基本都是由浏阳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等县级医疗机构派出中层骨干担任,部分医疗资源实现共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显著增强。“目前浏阳市95%以上的患者在本县解决看病就医问题。”

　　“牵手”

　　一般而言，基层医疗机构乏人问津的主要原因，恰在于技术力量薄弱，难以取得患者信任。

　　王杉说，让大医院优势资源向中小医院、社区医院覆盖，才能让社区医院真正强起来，才能让群众愿意到社区医院看病。

　　吉林省东丰县医院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集团的协作医院。该院副院长崔文说，吉大一院每年都派5名专家常驻该院，3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帮助该院进行门诊、手术和查房。此外，吉大一院每周六还会有十多位专家前来坐诊。这意味着，患者不出县，就能接受省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集团成立以来，吉大一院共派出40个临床科室，9个职能科室，900余人次参加市县医院的义诊、会诊和讲学。通过开展专家义诊、讲学、示教、进修、研讨、培训等各种形式的合作，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集团内的各个医院，在管理水平、技术力量、服务质量等综合实力方面均有明显提高。

　　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表示，大医院对联合体医院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为他们培养人才、提升技术、转变管理理念。

　　“除了医生力量的支持，‘共同体’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培养基层医务人员，让他们自己逐渐发展起来。”如果基层医院、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都与大型医院一样，那么把患者留在社区、留在基层，进而逐渐改变人们的就医习惯也不是不可能，“谁不希望在自家门口就有值得信赖的医院解决病痛？”

　　北京市医管局局长封国生认为，医疗集团式帮扶有助于让小病、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回归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高基层医院的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率，让患者在身边的社区得到更加便捷规范的诊疗。同时，这种模式也可以解放三甲医院，让大医院回归疑难重症患者的抢救治疗、专业队伍的教学培训和学术科研的攀登，缓解“看病难、住院难”，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此外，与对口支援的传统模式相比，医疗联盟因为是大医院主导，所以大医院更有积极性，帮扶也更到位。业内人士认为，利益纽带比行政命令更长远、更实在。

　　迈过利益羁绊

　　当然，医疗联盟要实现患者顺畅的上下转诊仍面临一些困境，比如：如何引导患者首诊在基层？大医院和基层在药品配置、医保报销政策上如何衔接？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如何进一步改进提升？

　　药品是摆在医疗联盟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目前，朝阳医院有1400余种药品实施零差率，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零差率药品种类仅为519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患者到社区就诊的积极性。比如，治疗冠心病的常用药“波立维”只有三甲医院能够销售，那么心脏病人在大医院做完手术后到基层恢复治疗用药就存在难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推开，会有更多的病人返回到大医院，这与改革的目的相悖。”陈勇表示。

　　此外，在医疗联盟中的医院领导层达成一致后，不同医院间医生如何协调也存在问题。特别是一些科室没活干，一些科室工作量非常大，那么没活干的科室就比较欢迎搞医疗联盟，而工作量大的科室则往往不愿意配合。有专家提出，还需要有相应的协作运行、监督机制。并且医疗集团内部各医疗机构间存在的信息交流问题，如医院间如何实现电脑联网、科室间信息如何沟通等问题都需解决。

　　对大医院以合作为名垄断病员、“虹吸”患者的情况也需研究对策。集团式医疗机构间尽管没有书面协议，但往往有“默契”或者不成文的规则，患者无形间成为利益“交换品”。

　　吉林省长春市卫生局局长齐国华说，发展医疗集团也是当前解决医疗公平的一个方式，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快捷转诊，这应该是主导方向，而不是通过办集团“虹吸”基层患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亚红 朱旭东 郎秋红 苏晓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