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医院挂职蹲点，这在首都卫生界和新闻界都是头一遭。近期，27名来自中央和北京市属媒体的记者与近20家医疗机构结成对子，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挂职体验，在不影响医院正常医疗运行的情况下，深入医院最核心岗位，发现医院管理运行中的问题，也体会医务人员的辛苦与不易。

　　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方芳在急诊量居全市前三的朝阳医院急诊科蹲点，挂职“急诊科主任助理”。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出她的挂职蹲点手记，记录下在急诊室里目击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记者的思考。

　　白色，安静，只能听到各种抢救仪器工作的声音，偶尔传来一声患者低低的呻吟和医务人员匆匆的脚步声……

　　未来三个月，我蹲点的急诊抢救室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还真不是。

　　刚走进朝阳医院急诊抢救室的门，我就惊呆了：这间40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靠墙的两边见缝插针挤满了病床和椅子，中间医生站和护士站各被3张病床包围着，每张床边或坐或立至少两名患者家属，护士侧着身子在病床、仪器设备和人群的缝隙里穿梭。就连患者躺的病床都五花八门：有正规抢救床，有急诊室的诊查床，有急救车的担架床，居然还有家属从家中带来的折叠床！

　　此时，正常应该配置16张抢救床的急诊抢救室，居然塞进了46张病床！

　　急诊科主任医师何新华是带我的“师傅”，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酷，因为我们刚见面的一个小时里，他除了跟我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叮嘱我今天只许看不许干以外，再没跟我说上一句话。

　　不是不想说，是顾不上。

　　“何主任，又来了一个心梗病人，还能再加一张床吗？”诊室的一位值班医生推门探头进来问。“小马，去接下病人，把旁边那张床挪到中间来，让新来的去补她的空。”“好嘞。”马医生是今天值班的急诊医生中惟一的一位女性，一路小跑走了。

　　“何大夫，我妈血压怎么一直60多，这么低没问题吗？您再给看看。”一位操着北京远郊口音的家属过来，语气有点急。“我刚刚看过了，你放心，她现在正在用升压药，一会儿就上来了……”

　　话音还没落，后面另一位家属已经插进来：“大夫，怎么把我妈的床给推到中间过道来了？”“我们刚来了个急性心梗病人，病情更重，需要用墙上的仪器插孔，您母亲现在很稳定，暂时用不着这些设备，咱们先照顾一下重病号，好不好？”

　　“大夫，您得管管，我们旁边那俩人那么吵，我爸都没法睡觉！”这时我才注意到，整个抢救室里，都充斥着病人的呻吟声。提意见的病人左边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别看年纪这么大了，难受起来闭着眼睛嘴里不停喊“妈呀，妈——”而右边50多岁的女儿正跟她80岁的患病老爸较劲：“对！我照顾得不好，你让我哥来！”

　　“师傅”一边支应着家属五花八门的要求，一边在病床前逐一巡视，看看病情有没有发展，判断是否需要加药，是否需要做其他检查，是否需要其他科室医生来会诊……

　　这个班，抢救室里包括“师傅”在内一共4位医生值守。4位大夫8只眼，要盯住47位危重病人。

　　“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

　　朝阳医院是全市急诊量最大的医院之一，元旦降温，心梗、脑梗病人急剧增多。急诊室日接诊患者突破了900人次，相当于一家二级医院的日门诊量。

　　“我们急诊科的面积在2008年新大楼投入使用时是全市最大的，抢救室设计了16张床，每张床对应的墙上都有氧气、电源等各种插孔。没想到现在远远不够用。”“师傅”终于抽出点空跟我这个“徒弟”说上几句。一位急诊大夫告诉我，业内有句流传语：“急诊永远少一张床”。

　　“你今天也看到了，紧张的不仅是床位，还有设备不够、面积不够，最重要的是，医护人数不够。”听说不久前，这里一位病人做完心肺复苏之后，由于呼吸机不够用，不得不让医生捏了3个小时的“皮球”（手动呼吸装置）。

　　“但人员、设备不够，如果从医院层面来调配，不是不能解决的呀？”我这个外行忍不住质疑。

　　“那排队住不进院的病人还不都来急诊啦！”“师傅”给我分析：一家医院整体的接诊能力肯定是有上限的，如果盲目扩充急诊，急诊就会成为患者面临住院难时的缓冲带。事实上，急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小型住院处，很多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几天，甚至有的住了一年多。而卫生部要求急诊患者的滞留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

　　这里面，有病人激增后医疗机构硬件软件都不匹配的问题，有医保政策中急诊抢救和留观患者可享受住院报销的引导问题。

　　总之，挂职头一天，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床！床！床！在急诊，床，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北京日报 记者（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