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儿角度看“控烟之父”

　　我和我的先生是79年认识的，我们相识的开始正好是戒烟工作的开始。一天父亲走过来对我的先生说，做我的女婿是不许抽烟的。同时递给我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件印着戒烟标志的广告衫。我的先生从前当过兵，即刻把广告衫套在身上说：按领导要求办。从此，在戒烟宣传队伍中多了一位高个子宣传员。

　　当时做戒烟广告是不被认知的。我先生穿着戒烟广告衫上班，经常受到吸烟同事的嘲笑，有的人会故意在他面前吸烟。记得我曾在东大桥的商场里看到挂着“吸烟有害健康”的红色横幅。亲眼见到有两个斜叼着烟卷的年轻人，故意走到横幅前晃悠，脸上带有挑衅的神色。当戒烟宣传员向前劝阻时，他们还讥讽，甚至辱骂。

　　我为父亲的戒烟工作捏着一把汗。有一天，我看到父亲与两个宣传戒烟积极分子的合影，不禁惊呆了：父亲站在中间，左右两个像小丑的摸样人，头上戴着“卓别林帽子”，帽子上画着五颜六色的戒烟广告，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稀奇古怪的。爸爸解释说，这是两名从全国选出来的戒烟宣传积极分子代表，称为“南怪北狂”，穿戴古怪的原因是要引起社会群众的注意。

　　其实，父亲大可不必做这样艰难、不被人们理解的戒烟工作。早在1956年，父亲就已经成为《中华内科杂志》副主编，他完全可以仅仅做一名被人尊重的大医生就挺好。

　　我实在太不理解父亲的戒烟工作!有一次我不禁说出自己担心。父亲的解释让我豁然开朗：正由于我是大内科专家，我才有经验，有资格说：很多不同种类的疾病，例如心血管病、脑卒中、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都与吸烟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宣布：吸烟是“现代的鼠疫”。我们的国家烟民多达3亿!如果这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因为吸烟患病，我们的民族不就危险了?我们的国家不就蒙难?爸爸的一席话让我感到震动，我没有想到，不被人看好的戒烟工作却包含着宏图大志的伟业!

　　有一天，父亲回家来笑嘻地说他今天在市长面前出了“风头”。原来那天他在市人大会上，看到市长在会场上点燃了一支烟，父亲立即写了一张纸条递到主席台，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市长看到纸条后当即把烟掐了。父亲因为这事好像得了个喜帖子，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把戒烟宣传做到领导的层面上。

　　虽然，全国戒烟宣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了。但是这样的宣传并没有能得到法律部门的认知。有两名外地戒烟宣传积极分子去逛王府井，看到一张“万宝路”香烟广告居然贴在百货大楼内，是可忍孰不可忍!当他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却被当地的纠察队员扭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面也有烟民，不由分说把他们两个以“扰乱社会治序”的名义关进了收容所，最终被送回原籍。父亲知道后非常着急，他认识到戒烟工作必须提升到法律层面。他亲自写报告给有关上级部门，强调法律部门也要理解支持戒烟工作。最终，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向这两位戒烟宜传积极分子公开道歉，并给出3963元作为经济赔偿。

　　只有对全国吸烟人群做科学的调查，才能得出科学的控烟方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吸烟大国”，到底什么人在吸烟?他们开始吸烟的年龄?吸烟的量和种类?所受教育程度如何?等等，了解烟民的详细情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50万人口大调查开始启动了。

　　调査要广泛：除了台湾省以外，29个省市要全部列入调查范围。根据全国人口统计数据，抽取总人口的万分之五比率，对15岁以上人口进行调查。

　　抽样要科学：各省随机抽取2-3个城市，抽中的城市中随机选定1-2个区，在每个区随机抽取1个街道。最后逐户门询问15岁以上所有家庭成员。

　　询问要标准：完全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吸烟情况标准化调查方法的建议”来制定询问表格。不然的话，所有的调查工作将失去意义。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史无前例、浩大的，既科学又繁难的控烟工程。为了慎重，父亲多次邀请流行病学、统计学等专家共同讨论。先选择2000名北京市的城、乡居民进行预备调查。确认调查的方法切实可行，再由爱卫会和卫生部下发通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负责人，到北京参加全国吸烟人群抽样调查学习班。再进一步从各地市县选定调查员，层层办学习班，统一询问方法，理解表格意义，确保结果正确。

　　调査工作从开办学习班，到入户调查完成，历时七个月。在此期间父亲不停地询问进展细节，确认调查是否合乎要求?反复强调保证调査质量。他要亲眼看，亲自调研，才能及时发现解决问题。他想尽各种方法亲临现场，发现错误，不论別人的还是自己的，都立即及时改正。因为迟到的改正是没有意义的。

　　1986年初，各地的吸烟人口调查数据汇总到北京，当时的计算机技术还很不成熟，父亲又带领一班人马，坐在冷板凳上埋头于大量的、枯燥的、手抄数据的整理。经过统计，全国调查人口总数是519600人，在这51万人中的平均吸烟率是34.5%，其中20岁以上男性的吸烟率高达70%!45-59岁之间的男性的吸烟比率更高…。这份51万人的调查报告是当时世界上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査报告中，调查人口最多、地域最广、耗时最久、统计数据最全面、最精准的吸烟情况文献资料。它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为制定我国的控烟战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可靠数据。

　　对父亲来说，这份调查报告也表明，从那时候开始，他真正的掌握了中国的吸烟情况，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控制吸烟运动的领导者。

　　51万人的大调查完成了，然而父亲等备多年的“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还没有成立。建立国家层面的组织，才是解决“控烟”的有效策略。父亲几次联合其他业内的专家发出《加强控制吸烟倡议书》，希望得到中国科协批准。但是中国科协认为没有权利批准这样的组织成立，应该请国务院来决定。而国务院是从来不审批非行政组织的。

　　父亲看惯了类似的“打太极”，这个结果也在他的想象中。他不气缓，利用自己是北京人大代表、北京市科协常委等身份，不厌其烦地交倡议书，向决策者游说。在他真诚恳切，持之以恒的提议下，中国第一个吸烟与健康协会——北京市吸烟与健康协会于1987年5月宣告成立。

　　父亲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吸烟与健康的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一篇名为《控制吸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强壮、昌盛的大事》。文章指出：来自烟草的利税，远远抵偿不了由吸烟造成的巨大损失。吸烟的危害昭然若揭，为什么有令不行，收效甚微呢?他分析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从烟草产品中所获利税收太大;以及相关决策人员有吸烟习惯，对控烟运动不积极。……国家决策层应该从中华名族强壮、昌盛的长远利益着眼，深谋远虑，如果再不控烟，后果将不堪想象。

　　1990年2月，反对吸烟的志士仁人们有理有据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成果。经卫生部和民政部联合批准，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终于宣告成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先生任会长，父亲任常务副会长。

　　1991年，协会成立第二年，吴阶平先生高兴地宜布:《吸烟危害控制法》开始讨论了!全国吸烟与健康学术研讨会要举办了!与《健康报》联合开办“吸烟与健康”专题栏目要登出了!……好消息连连。又据《中国吸烟与健康通讯》报道，近90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毅然戒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都一致与香烟说“拜拜”了。1993年9月国务院宣布，同意申办1997年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

　　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能不能如愿在北京召开是个谜。因务院交给的这个申办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父亲的身上。父亲深知，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使命。当时申办会议举办国不仅仅有中国，还有芬兰，土耳其，葡萄牙三国也在申办。这三个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对控烟己经做出很多成绩。例如北欧小国芬兰，在1976年就通过了烟草法令，规定烟草税收的一部分必须用在反对吸烟的活动中。再说土耳其，1988年就有67个省制定了禁烟章程;土耳其卫生部长带头，在电视中集体演出一个节目：“最后一支烟”。所以，中国要获得第十届大会的主办权，并无太大胜算。

　　1994年10月9日，第九届世界吸烟与健康大会在巴黎召开。父亲代表中国亲自登台，用流利的英语向世界阐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烟草产、销量最大的国家。烟民多达3亿，占世界吸烟人数的1/4。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烟草的危害，把控烟作为一种责任。……我们面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得到全世界同行人士的声援和支持。…-我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的控烟工作。到世界上产烟最大、烟民最多的中国举行大会，毫无疑问，必将强劲地推动中国和世界的控烟运动;从长远的眼光看，肯定不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大会闭幕式上，主持人宣布：第十届世界控烟大会定于1997年8月24日在北京召开

　　这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祝贺中国代表团申办成功。父亲这时候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累了，他心中不由产生“不辱使命”的欣慰之情。

　　那年，父亲75岁。后来，他一直在控烟岗位上工作直到干不动为止。这就是我的父亲，控烟之父——翁心植先生。

　　(翁维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