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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或面临收入的大幅减少 ●一边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迟迟不来

“我们往往干一件事太投入的时候，忘了干这事的初衷”，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党委副书记陈勇近日反思当下公立医院药品 “零差率”改革时问， “零差率”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说的零差率改革，是指公立医院药房按药品购进价格实行零差率销售的政策，而此前多年，医院药品普遍加成销售。国家政策曾允许公立医院药品可加价至多15%销售，以弥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

药品加成一直是公立医院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零差率之后，按照理想的改革方案，收入凭空切掉的一块，应该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及财政补助来填补，实现 “腾笼换鸟”。

然而，医疗服务定价改革迟迟不动，零差率改革的2017年又大限逼近，公立医院普遍发现利益调整的艰难。

以药养医：公立医院维持运转之道

2012年9月1日，一早到北京朝阳医院看病的人发现，药品加成和挂号费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增的医事服务费。

原先5～14元的挂号费一下变成42～100元的医事服务费，这让一些患者无法接受。然而，负担没有因此加重，反而减轻了。原因在于医院药品加成取消，开大处方的动力没了。

和朝阳医院一样，当年北京共有5家医院试点医药分开，通过新设“医事服务费”，实现腾笼换鸟。

改革之前，公立医院收入渠道有三：财政拨款、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和药品加成，其中药品占据大头。

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记者发现2014年平均每所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收入仅占7.7%，其中三级医院占比更低，最高的一级医院占比最多也只有15.2%。这也证实了上述医院院长的说法。

第二个渠道是医疗服务收费。医疗服务本应体现医护工作价值，但目前的收费定价标准依旧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无法体现医护工作的风险因素和技术含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举例，做一场脑干肿瘤切除术，需要4个医生在显微镜下操作近10个小时，属难度和风险系数最高的手术，但按上海标准收费只有5000元。陈勇说，不少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都是低于成本。

于是，在人力等成本不断增长的压力面前，“以药补医”就成了公立医院维持运转的“华山一条道”：要么多卖药开大处方，要么卖贵药。因为加成率是固定的，药越贵，加成收入越高。“医院与厂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与患者”，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因而，砍掉药品加成，也成为2009年新医改中动作最大的改革。公立医院在对自己进行一场癌症切除手术。

“用服务费平移药品加成，被逼的”

“要改革药品加成政策，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目标。

陈勇也是这场“手术”的操刀人。他既是朝阳医院的负责人，背负着医院运营的压力，同时也参与了2012年北京医院药品“零差率”改革政策的制定。

按照改革意见，这场“手术”的“预后”要通过适当提高服务收费和政府补贴这两道闸门。伴随医保支付衔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收入减少的问题。

2011年北京酝酿医改，动刀的切入口依然是药。按照最初设想，北京也要调整手术、护理、诊疗等一批医疗服务价格，测算量相当之大，但报告完成之后却没有得到批准。

为推进改革，政策制定者想了另一个办法。2009年改革意见曾明确说，可以“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可以设立药事服务费来完成药品加成的平移。

测算下来，按照2011年的水平，平均每个患者要收50～60元的药事服务费，才能平移。这个方案交上去，领导给的意见是，“这边跟老百姓说取消药品加成，那边收药事服务费，显然换汤不换药”。于是，这个方案也被否。

之后，第三个方案获得原则同意，那就是把“药事服务费”改为“医事服务费”，即把挂号费和诊疗费一起并入医事服务费。

“北京用医事服务费来平移药品，是被逼的，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陈勇回忆这段历史，直言“改革有多难”。

用这种方法，北京五家医院试点至今，“应该说平移是成功的。”陈勇说，药品加成减少的收入，靠医事服务费可以完全平移，而且我们五家医院都多少有些盈余。

记者了解到，朝阳医院从改革之初的药占比达53%，降低到35%。而医保却可以从当初年度超支6%的不够花，到改革后最多的一年结余18%的总额预付医保资金。

肿瘤医院或年损失上亿，谁来补？

今年，北京将在600多家公立医院全面推开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天津等地亦有此计划。

五家公立医院的成功平移，却没换来其他医院管理者的信心。特别是专科肿瘤医院，更是如坐针毡。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该院医务处副处长邱亭林坦言困惑很多，作为国家级专科医院，医科院肿瘤医院门诊量远不及综合性三甲医院。这意味着，该院将很难用体现门诊量的医事服务费来实现平移。2015年该院门诊量76万，北医三院的门诊量则达391万。

另外，肿瘤医院的内科病人很多，用药费用本来就特别高。辽宁省肿瘤医院院长朴浩哲说，连续三年的分析，该院药占比稳定在50%左右，取消药品加成后，将丢失上亿元的纯收入。

江苏2015年底也推开药品零差率改革，要求控制药占比。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杨国斌说，肿瘤科医生常反映，药占比指标不合理，肿瘤科用药较多，“不让我用药怎么办？”

据了解，辽宁几家医改试点公立医院已经取消药品加成，但走的是政府补贴方式，然而“补贴却到不了位”。多家公立医院管理者认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才是补偿机制的正途，然而调整却迟迟不来。

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城市和县级公立医院在取消药品加成同时，提出“价格补偿70%、财政补助20%、医院消化10%”的办法，但不少医院对此并不买账。

在陈勇看来，取消药品加成只是改革第一步，最终目的是建立公立医院合理补偿机制。然而，朝阳医院等引领北京医改模式能走多远，依然不被看好。有人担心，随着分级诊疗推进，三甲医院的门诊量大大减少，下放到二级甚至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依靠医事服务费还能否维持？

就连陈勇自己也有点担心。“如果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跟上，医药分开按北京模式也难以持续。”陈勇说。

（吴斌）